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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惹来了好多记者。其间，不只一两个记者问我，“王瑛，你好像是个较真，较劲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这是为什么？”我给了他一个理由：我（这样）已经有些年了，挑什么事情做，选择用什么方式做，都有一个追求，就是争取中国能够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

近来大家一直在提要达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底线，或者说最大公约数。我主张把最大公约数建立在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这关乎整个民族与社会的生存、发展和福祉。我们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说服和感召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中形成彼此呼应，最终达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底线。

先说一下我对第一个关键词的理解。这些天到处可看到企业家是否该“在商言商”、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讨论。近些年，可在很多场合听到“企业家”这三个字。我想“企业家”这三个字，还是要给些“计较”才是——现在被人称为企业家的人，好像不见得是企业家。

三十年来，中国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商业主的群体，规模很大。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叫做工商业主，而不是企业家。这个工商业主的阶层，三十年来，无论在税收、GDP还是在就业的贡献率上，都已经超出了50%，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可我认为这个阶层还不能够整体上叫做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情况很复杂，并不是“企业家”可以概括得了，说得很清楚的。

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尤其最近10多年，在上述群体中，又发展起来了一个可以被叫做现代企业家阶层的群体。这个群体和工商业主，在很多方面已经不一样了。我认为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1、他们选择了充分竞争的行业领域，作为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平台；2、他们选择了现代企业的组织形态。

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经历了10多年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严格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办事情，越来越用规则作自我约束。在近几年准备上市的企业里面，他们在上市辅导期，就已经非常自觉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和约束自己。在这个现代企业家的阶层当中，会见到一些和前一、两代企业家很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对待家庭，如何与孩子相处，对于自身精神生活、自身成长的关注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的深度与方式等等，都和前一两代企业家不同了。让人看得很欣喜，很值得期待。

我是2012年4月参加正和岛的。这一年多，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朋友。我管他们叫新生代企业家。他们的年龄，大都在65-75后，大概在15年左右这样一个跨度上。他们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面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经历了10到15年的发展，在自己的本行业、本地区，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正和岛的这批企业家，70%到80%在各行业和各地的企业家组织里担任着一定的职务。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生代企业家的精神气质，时代风貌。在正和岛上，最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一批女企业家。

我今天在这里说企业家，更多是指向了，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面，选择了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将近20年时间里，成长起来的一批可以称之为现代企业家的一个阶层。我想强调一下的是，这里面还不应该只包含企业主。随着这些年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一步步完善，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个阶层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形成了很大、也更健康的一个群体，他们也在中国现代企业家的行列里。

我下面讲到的企业家，主要是指这样的两部分人，而不是那些认为办着公司赚到了钱，就是企业家的人。他们也不太愿意管自己叫什么企业家，因为现在谈企业家，就有很多责任，社会有期待。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管自己叫生意人或者商人。在工商业主这个群体里面，还有很大数量的一批人，他们不大出现在公众视野范围之内。他们有的在赚钱上面，是不择手段的，有的甚至是给权贵阶层干脏活、洗黑钱的，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认为这批人叫企业家。

我见到过中欧（商学院）校友有这样的说法，“要有比商业成功更高的追求”。有一个学员解释说，这种追求，就是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乔布斯的那句名言，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激励了无数做企业的人。我以为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第三个关键词是摆脱以暴易暴。对于“以暴易暴”，面对中国现实，非常容易理解。这个社会的暴虐倾向我们几乎每天耳闻目睹，像一个巨大的黑影，在一天天走进我们的生活。未得到过真正意义上清算的“文革”，离我们太近，坦克车开进北京离我们太近，“薄王”在重庆施虐数年离我们太近，从历史到现实，“以暴易暴”离我们太近了，已经不需要我们特别讲些什么来理解。

我想在这里面突出要讲两点。第一，暴力结束不了暴力，它会把暴力的种子，暴力的基因再一次根植在自己身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出路，就是用人性向善的力量，用文明的力量，挖出这些种子，改变这些基因，用协商、妥协、宽容去战胜野蛮，暴虐和强权。第二，就是想要摆脱我们这个民族以暴易暴的厄运，叫周期律也好，叫超稳定结构也好，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被这样一个怪圈、一个厄运罩着，好像很难逃得出去，我们是不是仍然得以暴力的手段来结束暴力？我们要说不！

我主张，我们必须不急不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转过多少个圈，很难逃出厄运的现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内、外部条件都和以往不一样了，有了很多支持建构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我们还有可能建构和创造更多的条件，应该有信心把结束以暴易暴，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作为我们的目标。

这三十年来尤其是最初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人们自然是、往往是从获取资源这个角度开始他们的创业历程的。获取资源和权力关系怎么可能撇得清，谁又愿意撇清。因此，在前期，谈和权力切割是不现实，你要和权力做切割，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怎么实现原始积累，哪来的民营经济现在的规模。这都有理，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格局，私有化的进程，本来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

我们走到今天，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近十多年积累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到让人们忧心忡忡，感到了危险，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至今还在继续推动的这个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以及成果，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化、制度化。

我们前面讲了工商业主这个群体的规模和贡献率，后面还会讲到在今后一个蛮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各地政府那里位置、地位、作用还会更为重要起来。但是，认真起来看，清醒着看，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个问题专门讲会讲得大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从宪法到实体法、到诉讼法，从立法到司法，企业家合法权益被保障的程度之低，只能是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还有一个更令人忧虑的事情，就是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另一个受益最大的阶层，党政官员、公务员，他们的“受益”不能走到阳光下面来。早期，在体制变革的前期，带有一定合理性、必要性的部分不能及时切割出去，和后面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贪婪，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越来越大的部分混在了一起，越来越难以切割，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的谅解，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也越来越和社会的进步相对立起来。

因此，现代企业家这个起步于90年代后期，基本上在阳光下落地、生根的阶层，能够更自觉地，更快地和权力切割，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发展，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学会理性博弈，积极参与制度建设，无论是对自身的命运，还是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都太重要了！在阳光下站立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促进社会向良性、平稳、宽容、妥协转化。而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是这一切的基础，是这个阶层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可、信任和尊敬的基础。

我们看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已经有很多企业，完全把自己放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和权力结盟和苦果、恶果，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原始积累，但等在后面的是监狱。据我接触到的一些律师、知情人说，类似这样一些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所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必须和权力做切割，不仅有必要的，更是可以实现的。

我想讲的第二层意思是，其实和权力打交道，不一定就见不得阳光。我们有很多企业家，从事的专业领域、做的项目，是和政府有关系、有合作的。和政府做生意，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完全可以在阳光下进行，绝不意味着和权力结盟，做坏事情。这个体制里面，有很多人是规规矩矩做事情，非常努力地做事情的。我自己这20多年，有两三个时段，做的业务、项目，是和政府关系极为紧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结识了一些官员，也有更高级别的干部，彼此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从来没有过什么私下交易，最多就是彼此交换过书，其他的，连一个红包都没有送出去过。我认为做一个企业家，他的本分，他的本职，他的专业，就是要把企业做好，所以让企业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就是作为企业家，对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支持。我们越多人坚持，社会的情况就会越好。

我们在企业内部做的事情，是可以和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结合起来的。譬如，我们在企业内部遵守法律，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要求做事，讲求契约精神，尊重契约合同。我们在企业里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有这样一种坚持，强调这样的观念，企业也就成了公民的训练场。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很不切实际。企业选择了不同的行业领域，员工原有的水准，社会阶层、文化素养、原有习惯，一定程度上都会约束我们的追求，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努力和坚持的方向，多坚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甚至会成为你企业的一种特别的凝聚力。我们要相信，无论是契约精神，还是现代公司的治理，还是对于个体的尊重，对于年轻人灵魂自由和人格独立的鼓励，等等，这些东西，由于是非常人性的，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崇。这里面也应着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儿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留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大家一起做协会，一起做公益，一起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觉得他很可亲，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他的企业里去，尤其是和他的企业有更深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是一个小皇上。而这些“小皇上”一起做事情，无论合作一个项目，还是在一个协会里，关系密切了，做的事情多起来了，各自的一些习惯就会自然流露出来。这也是很多企业家组织，时间一长，所谓的“政治”、人事纷争就出来的原因，很多让人不喜欢、不舒服的东西，便会积累起来，搞得非常热闹。

现在还很有那么一些企业家，认为学习党的那一套，加强组织，掌控团队，管理员工，非常实用。更有人在学习和琢磨毛老人家的驭人术。这些东西怕是和做现代企业，尤其是大量用年轻人，企业团队和员工的创造性才是核心资源的企业，难以相容，长期坚持，怕要付出代价。

改变自己，不仅是要有意愿，要把自己放到自己对面去，还要有能力，自己看得见自己。能看得见自己，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能改变自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们做企业的，每天要去面对那么多内部、外部的事情和压力，有时要瞬间做出反应。支配我们做出第一反应的，往往是藏在很深的骨子里的东西，那才是第一反应的支配力量。

我是想强调，改变自己，对于一个有了一定业绩的人，对于一个成年人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哪怕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自觉，非常努力，非常虔诚，也会被我们自己制住的。但是，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被洗了脑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变的，我们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了怎样的变化、变量、节奏，我们知道；我们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期待、使命，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不想回避，不想逃之夭夭，还想有份担当，还想有份坚持，就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

第二个层面，我管它叫“心”。其实，往往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全部，心里还搁着一部分。我说要“自觉”，就是一定要自己看得见自己这一部分，把它和外在的那一部分放到一起去看看，到底为什么它还在里面藏着，藏在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对“外”出来那部分有什么影响。总之，要有很好的自觉。

第三个层面，是脑子，是观念。我们在观念上的自省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它也会继续改变着今天的世界，塑造明天的世界。我们要非常努力学习。了解观念的变迁，知道新的，也了解旧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问题，事儿、理儿都摆在那儿了，也逼到那儿了，往某个方向上使劲儿最是顺手，等等，你可以找得出很多种理由和支持，但这时还是要从观念上考量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很顺畅的东西，会有观念上的问题藏在其中。而这种问题，最会造成开倒车的，一旦存在，滑入惯性，就不是小问题。

最后的那一层，也是最隐蔽，最危险的一层，那是我们骨子里头的东西。这几十年来，教育实际上是很成功的，洗脑也是很成功的，我们真正能够识别出自己骨子里东西的时候，首先会让我们自己吃一惊的，趴在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早早就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是自己坚决反对的东西，坚决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还有能力从更深的地方去关照自己，识别自己，是对自己能力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改变自己，是我们作为企业家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最难、最难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清醒的意识，从自我改变开始，从自我启蒙开始，从自我训练上下功夫，恐怕很难做得到持续成长，与时俱进。您可能说，我们干嘛要活得如此费劲儿。你要问出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说，罢罢罢！！！一连串的罢罢罢。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做一个中国企业，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你还要大晚上的，到这里来听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你本身就是一个“费劲儿”不省心的人了，宿命如此，就不问了；在路上了，就不问了。

最近几年，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投身公民社会建设的企业家们的身影。在这些方面，近十年来，每隔两三年，都有非常多，非常大、非常可喜的变化和进步。可以想见，今天在座的中欧同学也一定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正和岛的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可以告诉社会，不光在企业里，在企业家里面，也在我们的员工队伍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年轻朋友。13年来，在我做公益的过程中，碰到过太多默默无闻，努力做事的人。他们让我觉的这个世界很温暖、很美好。

以上是我对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我们要把企业做好，要把我们的员工带好，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使企业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员工做一个好公民的训练场。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对社会发育和建设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改变自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把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社会转型期，我们能干什么、怎么干上，可能有很多很多种选择，只要大体的方向，追求的东西，确实是自己想要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得蛮好。可是，我最想说说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前不久，我弄了一个“退岛声明”，退出来以后，又在这里、那里大声说话，点着人家的名字说话，很不通人情事理。认识我、知道我的人，觉得有点突兀。最近来找我的记者说，要想把你弄弄清楚，好像很困难，怎么搜都搜不到多少东西，连张照片都难找，而知道你这个人的圈子和人似乎又很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只干活不大说话的人。我做了20多年企业，同时兼做了13年公益，做的公益项目，也是人们认为和办企业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很自然，就这么一直做下来，很恒定的。我有变化，周边朋友，看得比较清楚，主要就是这半年。这半年，我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要说话了，一定要说话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放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说说。

刚才有朋友问，这和柳传志提示“在商言商”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柳传志说“在商言商”，其实有另外一层话在里面，他主要是指，不要去说现在让政府不高兴听，不愿意听，不让说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什么“在商言商”。因为在商言商，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说，也不需要在这种地方说。

刚才讲到，我们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和权贵结盟，做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在这上面，我很敬重柳传志。他多年坚持，专心致志，好好做企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柳传志很敬重、很敬佩。柳传志他们这批企业家，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时间越长，走到今天的企业，越不容易。不管多么不容易，他坚持了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