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阿拉斯加的一条河流中，将鱼线抛入满是鲑鱼的水里，竟让我陷入对当代政府现状的沉思。
最近，我在红鲑鱼洄游的季节来到阿拉斯加州著名的基奈(Kenai)河，进行了一天的垂钓。洄游季节，成百上千万条鲑鱼从生活多年的海洋返回阿拉斯加州的河流上游产卵，然后死亡。这是一项自然奇观。
当天的钓鱼活动颇有效率，以至于到上午11点便宣告结束，因为我的小队中每人都已捕到三条鲑鱼——负责监控每日游入基奈河的红鲑鱼数量、并相应调整捕捞条数上限的阿拉斯加州渔猎局(ADF&G)规定，当天每人最大的捕捞条数为3条。算我不走运，24小时后该局便将上限提高到6条。
在自封为美国“最后的边界”的阿拉斯加，渔猎活动受到严格的控制。光是狩猎规定便长达136页，细致入微。狩猎规定警告称，如果你在该州内任何地点捕获一头灰熊，“必须确保在满足盖章（即官方登记）要求之前，（猎得灰熊的）性征……不得与皮肉脱离。”
这样严格的规定，似乎与阿拉斯加州享有盛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政府的少干预原则格格不入。阿拉斯加州最知名的政治家是茶党(Tea Party)同情者、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但对捕鱼的管制是政府为提供一种公共物品而出面干预的经典案例，这种公共物品是一种能够造福所有人、并抵消市场失灵的服务。在此例中，公共物品是对渔猎过度的防范，目的是避免个人贪欲毁坏公共财产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发生。
国防、基建和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存在和得到公民支持的最根本理由。在红鲑鱼的例子中，在其他情况下奉行个人主义的阿拉斯加人之所以接纳了这种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能保证他们家里的冰箱里将年复一年地塞满鲑鱼。
经济稳定性和健康的银行业体系也是公共物品。过去5年里，西方政府一直努力尝试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克服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市场失灵，即：2008年信贷危机。但政府的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并未赢得选民的认可，欧美的选民仍然对政府心怀不满和不信任。
考虑到政府机构是危机的始作俑者、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增强金融系统安全性的行动在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进展缓慢，上面的情景也并不令人意外。再考虑到大部分政府官僚主义严重，政府看上去仍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美国，联邦一级的意识形态分歧严重，税务和支出方面的烦人僵局已持续多年，令这一切矛盾显得更为尖锐。但在联邦一极以下，情况更为乐观。正如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和珍妮弗•布拉德利(Jennifer Bradley)在新出版的重要著作《都市革命》(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中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城市站在了改革、投资和创新的前沿。他们写道，是“城市和都市领导人”，在与大学领导人、首席执行官、工会、环境团体、民间组织和慈善机构一起重塑美国。
别得意忘形。近日破产的底特律可能是个极端的特例，但美国还有许多城市需要解决医疗和养老金义务给市政官员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这种负担严重限制了政府有效投资的能力。
然而，得益于地方和州政府的支出，美国全境的基建投资状况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好。这凸显出一项事实：公共物品越触手可及，它对你的价值就越高，因而你就越愿意为它付钱，不论这种公共物品是阿拉斯加丰富的鲑鱼、洛杉矶的轨道交通投资，还是迈阿密的机场现代化项目。这也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城市一级政府中更愿意务实合作的根本原因。
信息技术革命让思想的即时交流成为可能，并且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创造有共同利益、联系紧密的社会团体。因此，信息技术革命提升了都市的活力。结果可能诞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来自美国各个最大、最稳定的经济单元。
这一切都不太可能意味着联邦一级的僵局能够早日终结，因为这一级的政策选择更为复杂，各方可能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产生深刻而合理的分歧，即：一种全国性公共物品包含哪些要素？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再考虑到多年的操纵选区划分（这让国会议员又少了几分妥协的理由），以及允许富豪不当影响选举过程的政治制度，联邦一级的僵局注定将持续下去。
但依赖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的城市，应当尝试改变华盛顿的格局，至少形成一个两党能勉强合作的局面，并促使政府提高效率、进一步精简。这些城市还应尝试让人们普遍接受国家提供关键公共物品的重要性。问问阿拉斯加州边远地区的居民就知道了。
译者/刘鑫 转载自英国《金融时报》 |
